作者：陳俊珺

　　近日，“群星璀璨時：四王吳惲與四僧書畫特展”在上海龍美術館舉行，展出了清初“十大家”——王時敏、王鑒、王翚、王原祁、吳歷、惲壽平、八大山人、石濤、弘仁、髡殘的33件（組）精品力作，其中近半數作品是首次向公眾展出。

　　“四王吳惲”與“四僧”好比明末清初的兩大藝術“天團”，前者正統、后者野逸，各有千秋。十位畫家在時代洪流中做出了各自不同的人生與藝術選擇，匯聚成中國繪畫史上一個群星璀璨的黃金時代。

　　“清六家”的朋友圈

　　王時敏、王鑒、王翚、王原祁，合稱“四王”，再加上吳歷、惲壽平二人，在畫壇被稱為“四王吳惲”或“清六家”。他們并非一個嚴格意義上的畫派，但都深受晚明畫壇宗師董其昌“南北宗”論的影響，以董源、巨然、“元四家”為效仿對象。在清代，這六位畫家被尊為畫壇“正統派”。

　　王時敏是“四王”之首，他自幼隨董其昌學畫，后來又潛心學習元代畫家黃公望，并將諸家畫法與個人面貌融于一體。王鑒雖比王時敏小六歲，但運筆用墨毫不遜色，摹古功力甚至略勝一籌。王翚的技法非常全面，有“畫圣”之稱。王原祁的筆墨組合具有極高的形式美和抒情性。“四王”共同繼承和發展了董其昌的繪畫理念，將具有抽象化程式的文人山水畫推向一個高峰。

　　吳歷的人生經歷有些特殊，他做過司鐸（神父），其繪畫是清初摹古之風與西洋之風交匯的產物，也是東西方文化交流與融合的例證。惲壽平擅長畫山水與花鳥，他的山水畫浸潤宋元諸家，追求平淡超逸的審美意趣。惲壽平的花鳥畫對后世影響很大，是“常州畫派”的開創者，許多花鳥畫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影響。

　　這六位畫家之間的關系十分緊密，他們構成了明末清初畫壇最重要的“朋友圈”。王時敏是王鑒的叔叔，叔侄二人共同培養了王翚、吳歷。王翚20歲時在王鑒的引見下，拜王時敏為師，此時的王時敏已是花甲之年，兩人的師徒情成為畫壇的一段佳話，在王時敏的點化與提攜下，王翚名震南北，成為一代“畫圣”。王原祁是王時敏的孫子，他早年跟隨祖父學畫，山水畫風一脈相承，年輕時就成為御用畫家。吳歷與王翚同為常熟人，兩人既同齡，也是同學。惲壽平與王翚是至交，一起開創了明末清初畫壇的新格局。

　　學古人是為了打開自己

　　“四王吳惲”對中國山水畫的影響三百年來延綿不絕，是后世許多山水大家藝術道路的起點。在“四王”之后，畫史上又誕生過“小四王”“后四王”。作為明末清初形成的中國繪畫史上最大的流派，他們為何會對后世產生巨大的影響？

　　首先，在理論觀念上，董其昌通過“南北宗”論對中國山水畫的歷史流派進行了梳理，回答了長久以來似是而非的問題——文人畫究竟是什么。董其昌認為，文人畫的功用不是人倫教化，而是心性修養。他提倡以“南宗”為本，汲取“北宗”技法，打通長久以來南宗與北宗分門獨立的格局。中國藝術，尤其是文人參與其中的藝術樣式，往往是觀念先行的，也就是認識在先，實踐隨后。“四王吳惲”的藝術實踐將董其昌的審美理想付諸現實。

　　其次，“四王吳惲”雖然崇尚摹古，將宋元筆法視為最高繪畫準則，但他們并沒有完全拘泥于董其昌的山水圖式中，而是秉承了董其昌“集其大成，自出機杼”的原則，也就是說，學古人最終是為了打開自己。盡管“四王吳惲”總體上屬于同一流派，但他們的藝術各具特色。以王原祁為例，曾有歐美學者將他比作“中國的塞尚”，他所關注的不是繪畫對象的形似問題，而是致力于抽象問題，是在新空間內建立新構造，以知性重塑外在世界。近代鑒藏大家王季遷也說過，王原祁是其十分鐘愛的畫家之一，原因便在于他超強的筆墨創造功力。

　　在中國繪畫史上，沒有哪個流派像“四王”這樣受到過兩極分化的評價。在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號召：“若想把中國畫改良，首先要革王畫的命。”徐悲鴻說：“董其昌為八股山水之代表，其斷送中國繪畫三百年來無人知之。”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四王”被視為文人畫的終結者，遭到許多人的摒棄。但事實上，“四王”的影響并沒有因此而真正退去。吳昌碩曾說“我愿學者宗四王”“譬如飲者對醇酒”。齊白石、黃賓虹、吳湖帆、陸儼少等一代個性鮮明、風格獨特的大家都深受“四王”一脈的影響。對后世的畫家來說，從“四王”入手，可以習得山水畫的程式，并在歷史經典的涵泳中完成自出機杼的升華。

　　天地為師，自抒胸臆

　　弘仁、髡殘、八大山人、石濤被合稱為“四僧”，也稱“野逸派”。相對于正統派的“四王吳惲”，“四僧”的繪畫顯得標新立異。從他們四人的法名或別號來看，其個性就可見一斑。

　　弘仁原名江韜，明亡后曾參與抗清隊伍，失敗后他遁跡名山，削發為僧。他一生喜愛文學與繪畫，尤其推崇元代畫家倪瓚的作品，他引入幾何式構圖，豐富了傳統的構圖圖式，是“新安畫派”領袖。弘仁擅長畫山水，兼寫梅竹，工詩文，有詩書畫“三絕”之譽，人稱其詩畫得清靈之氣，繪畫成就為“四僧”之首，對后世影響最大。

　　髡殘在明亡之前就已出家，他作畫構圖繁密，氣勢跌宕，筆墨中有一種不可遏止的生命力。在“四僧”中，髡殘傳世的作品是最少的，據統計，國內各大博物館所藏總量為66件（套），最多的是故宮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館。髡殘的繪畫在清代的影響較為有限，隨著中國畫改良運動的興起，“四僧”的藝術成就被重新認識，此后出現了一批深受髡殘影響的畫家，比如黃賓虹、黃君璧、張大千、錢松喦、黃秋園等。

　　八大山人是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權的第九世孫，他將故國之情和孤寂之心融入作品，創造了特立獨行的大寫意畫。他善于借物抒情，常常用象征手法將對象人格化并以此來表達隱晦的寓意，比如他筆下的魚、鴨、八哥、鵪鶉等常常白眼朝天，給人一種冷漠和孤傲之感。

　　石濤是靖江王朱亨嘉之子，他主張“筆墨當隨時代”，畫山水者應“脫胎于山川”“搜盡奇峰打草稿”，進而“法自我立”。他筆下的山水、蘭竹、花果、人物筆墨恣肆，構圖飽滿，意境新奇，一反當時的仿古之風。他的大膽創新深深影響了后人，“揚州八怪”、吳昌碩、齊白石、張大千、潘天壽、傅抱石、陸儼少等名家都受其遺澤。

　　承上啟下的里程碑式人物

　　“四王吳惲”或是親戚或是師生，關系十分緊密，而“四僧”之間的關系就松散得多。石濤和八大山人都是明朝皇室后裔，人生經歷跌宕起伏。他們相互仰慕，情深誼長，卻只是文字往來，終身素未謀面。

　　與“四王”在歷史上曾受到兩極分化的評價相比，“四僧”的繪畫獨辟蹊徑，不受古人約束，歷來被視為明清士大夫繪畫的典型代表，鮮少處于爭議的漩渦。“四王吳惲”和“四僧”都經歷了明清的朝代更迭，在時代的洪流中做出了不同的人生選擇，從而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命運。盡管他們在繪畫理念上有所不同，前者提倡摹古，得到當時朝廷的認可，后者反對仿古，打破成規，但是他們在藝術源流上都共同遵循著文人畫的傳統。

　　本次展覽的策展人謝曉冬認為，在明末清初那個變動的時代，畫壇不僅未因明清易代而斷裂，反而在順治、康熙年間大放異彩，名家迭出。其中最重要的是王時敏、王鑒、王翚、王原祁、吳歷、惲壽平、八大山人、石濤、弘仁、髡殘等十位大畫家，他們的影響貫穿有清一代以及整個20世紀，甚至在當下視覺藝術全球化的背景下，依然是中國當代藝術家群體汲取靈感進行藝術創造的重要傳統來源。20世紀是“抽象的世紀”，但中國的視覺藝術自誕生之日起，就擁有抽象的基因，并在歷史長河中形成了豐富多彩的各類實踐，“四王吳惲”和“四僧”正是中國繪畫史上承上啟下的里程碑式人物。（陳俊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