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記者 藺紫鷗 光明日報通訊員 方惠旌

　　日前，澳大利亞各地一些議員頻頻提出針對原住民文化的動議。1月8日，一名西悉尼議員稱，如果他新成立的政黨“我們的當地社區”在9月份的選舉中贏得多數席位，將取消原住民儀式。坎伯蘭市議員克里斯圖表示，原住民的“歡迎來到我們的國家”等儀式并不代表他的選民，繼續執行原住民政策是沒有意義的，只是在迎合“少數人”。

　　這些議員在原住民問題上之所以變得更加大膽，原因在于“原住民之聲”公投失敗。2023年10月，澳大利亞“原住民之聲”公投落下帷幕，以全國60.1%的選民反對以及各州和領地多數反對的結果告終。從某種意義上看，這意味著自上而下由憲法改革解決原住民代際問題、保障原住民權益的計劃宣告失敗，澳大利亞現任政府想要加速推進非原住民與原住民和解進度的希望已然落空。

　　不平等問題層出不窮

　　在澳大利亞“原住民之聲”公投中，選民需要選擇是否同意澳大利亞在憲法中承認原住民，并設立一個能在相關問題處理中代表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峽島民向聯邦議會和政府提出意見的機構。如公投成功，該機構將設置24名成員，代表澳大利亞各州、各領地、托雷斯海峽及偏遠地區的原住民就相關問題提出建議。

　　雖然澳大利亞原住民已在爭取權益上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但是不平等問題依舊層出不窮。澳生產力委員會2020年公布的一份“縮小差距”年度數據匯編報告顯示，原住民在健康、教育、住房等社會經濟條件方面的改善效果甚微。報告指出，女性原住民平均壽命低于非原住民7.8歲，男性則低8.6歲；原住民兒童被帶離家庭的概率是非原住民的10.6倍，教育和文化傳承問題明顯；原住民就業面臨困難，2021年原住民就業率僅為55.7%左右，而非原住民就業率一直在70%以上。

　　在此背景下，“原住民之聲”應運而生，致力于協助議會解決原住民問題，在相關問題上提供原住民的視角。然而，這個活動遭到了非議。原住民維護自身權益會侵害非原住民權益、干擾議會決定、分裂國家等言論，被媒體和政界人士反復傳播。這無異于在原住民和非原住民之間豎起一道高墻，使兩者之間的隔閡日益加深，讓非原住民支持提案成為天方夜譚。與此同時，“原住民之聲”宣傳的滯后和不充分也導致其在此次公投中錯失先機。澳社會活動家吉爾·加拉格爾表示，關于“原住民之聲”的宣傳工作開展得太晚，很多民眾甚至完全不了解這一提案，讓反對者和保守派有機可乘。

　　殖民歷史陰魂不散

　　原住民問題是原住民與非原住民之間難以磨滅的隱痛，是殖民歷史留下的難解之結。

　　雖然殖民者在踏上澳洲大陸后曾與原住民有過短暫的“和平期”，但很快殖民者對于原住民的歧視和排擠加劇，對當地資源的需求加大，使得雙方關系迅速惡化并最終決裂。原住民的土地被殖民者無情圈占，昔日圣地上筑起了西式建筑，生活物資采集地被禁止入內。被逼無奈的原住民只好奮起反抗，但由于人數和武器上的差異，大量原住民死于土地沖突，幸存者則成為奴隸或被監禁。

　　1820年至1832年間，由于土地沖突，英國殖民者和塔斯馬尼亞原住民之間爆發了“黑色戰爭”。沖突中，原住民男性被屠殺，婦女被擄走和強奸，兒童被綁架做勞工。加上疾病的肆虐和嚴苛的封鎖政策，原住民原本溫馨的家園變為地獄。1876年5月，最后一位塔斯馬尼亞原住民婦女特魯卡尼尼去世，這一種族從此滅絕。

　　如今，土地和水資源的所有權問題仍是阻礙原住民和非原住民和解的難題。據統計，截至2018年，新南威爾士州原住民在10年中水資源占有率下降17.2%。

　　殖民者對于原住民的迫害不僅體現在物質資源的侵占，也在于對語言文化的同化和控制。1910年至1970年間，在政府的支持下，大約10萬名原住民兒童被送到白人家庭和專門機構收養，接受“白人化”訓導。兒童遠離家人和族群，離開特有的語言環境和文化氛圍，被迫學習和使用英語，被迫改變姓名，成為“被偷走的一代”。

　　這一系列政策在澳大利亞社會埋下了偏見和歧視的種子，使原住民至今在生活中仍面對諸多不平等對待。根據一份來自莫納什大學的報告，2017年至2019年間，至少遭受過一種形式歧視的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峽島民的比例從28.6%大幅上升至52.1%，這一數字至2021年仍然高達49.7%。司法的天平也沒有在原住民問題中保持平衡，在押犯人中的原住民比例遠遠高于他們在總人口中的比例，特別是在澳北領地，在押犯人中原住民的比例高達84%。

　　原住民平權道阻且長

　　自從殖民者踏入這片平靜安樂的“伊甸園”，他們對原住民的區別對待就從未停止。原住民追求平等之路，可謂道阻且長。

　　1936年1月，托雷斯海峽島民工人進行了長達9個月的海上罷工，反對長期以來的不平等待遇，強烈控訴“保護者”麥克萊恩實施的夜間宵禁、掌控生活、托管島民船只等政策。迫于托雷斯海峽島民在潛水采珠行業勞力市場中的重要影響力，澳當局不得不對此次罷工給予重視。最終，“保護者”被撤職，島民們的薪資水平上漲，獲得了基本尊重。3年后，澳當局出臺法案，承認托雷斯海峽島民是獨立的原住民群體，有權投票并選舉地方政府主席和議員。此次托雷斯島民罷工是第一批有記錄的原住民罷工之一，對多年來備受壓迫的原住民來說無異于一針強心劑，鼓勵他們以罷工形式邁出了平權的第一步。

　　青年和學生也受到罷工運動的鼓舞，持續參與原住民平權斗爭中。1965年2月，一場由悉尼大學學生查爾斯·帕金斯領導，為期15天的“自由之行”得到廣泛關注。帕金斯一行人采訪并整理了原住民在公共場所受歧視的痛苦經歷，鼓勵并協助原住民發起游行消除偏見，將新南威爾士州原住民被邊緣化這一問題納入了國內外媒體的視線。隨著“自由之行”被廣泛報道，大大小小的抗議活動在澳大利亞境內舉行，譴責種族歧視者的聲浪響徹該國。1967年，澳大利亞政府圍繞修改憲法發起全民公投，得到了90%多選民的支持。自此，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峽島民被納入人口統計，并享有制定法律的權利。

　　1997年，針對原住民兒童的報告《帶他們回家》發表，詳細闡述了澳政府實施的針對性政策對原住民社區造成的幾代人創傷。為了銘記過去對原住民兒童造成的傷害，澳大利亞社區團體聯盟于1998年5月26日舉辦了第一個“國家道歉日”。此后的10年中，原住民兒童的教育發展問題受到持續關注。2008年，時任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代表聯邦政府終于正式就“被偷走的一代”所遭受的虐待致歉。這一天也成為澳大利亞原住民與非原住民達成和解的歷史性一天。

　　在2017年“國家道歉日”期間，《烏魯魯內心宣言》被提交給澳全國制憲議會，成為原住民問題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一步。宣言呼吁在澳憲法中設立“原住民之聲”和“馬卡拉塔委員會”來監督澳政府“達成協議”和闡述“真相”的過程。由此，原住民與非原住民和解問題逐漸成為澳政府政績考察的重要一項。

　　但是，時至今日，土地和水資源的歸屬問題、原住民自治問題，以及與非原住民的和解條約等保障原住民社會地位等重要問題，依舊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而這些才是保障原住民文化能夠更好發展的關鍵所在。

　　澳大利亞有輿論指出，“原住民之聲”公投的失敗，使這些問題的解決變得更加困難，同時凸顯維護原住民文化習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唯有以平等與尊重的姿態，履行保障原住民文化傳承與發展的義務，才能讓殖民歷史帶來的傷痛逐漸被真誠撫平。

　　《光明日報》（2024年01月11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