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進行的第43屆世界遺產大會宣布，中國良渚古城遺址成功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這條消息成為這幾天中國文博界最熱議的話題。

　　考古發現成功申遺，在中國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第二次。譬如，遠的有十多年前至二十多年前的敦煌、秦兵馬俑、殷墟等，近些年的有湖南、湖北、貴州的土司遺址等。但良渚遺址這中國第55個世界遺產項目在中國學術界引起的反響卻要大于以前。這是為什么呢？從歷史學的研究范疇來說，我國以前成為世界文化遺產的考古發現，都屬于歷史時期即中國歷史“信史時代”的考古遺存，也就是大家所說的3500年來有文字記載時期的考古發現，而良渚遺址約距今5000年前后，屬于中國沒有文字的“傳說時代”的考古遺存。良渚遺址成功申遺，的確令中國考古界為之一振。

　　直到近代考古學進入中國前，對于我國商代及以前的歷史，西方學者基本不相信文獻里的記載，中國學者也有不少是抱著懷疑態度的。經過近百年的努力，中國考古學者不但用一系列目不暇接的發現，讓商史成為信史，連夏以前的許多新發現，已足以讓學術界對中國國家文明的認識和研究走得更遠。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著名學者李學勤先生就撰發專文，呼吁重新估價中國古代文明。繼而在蘇秉琦、張忠培、嚴文明等一批考古大家的指導下，早期考古古文明遺址的發掘和成果大大豐富起來。這次良渚申報資料中就直接提出該遺址是5000年前中國古文明的遺存。據有關報道，習近平當年在浙江工作時，曾兩次到良渚調研，并強調：“良渚遺址是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遺址獲批，說明這一發現和研究成果得到了國際遺產組織的認可。當一些學者還在為夏遺存在哪里爭論不休時，考古新發現的良渚、陶寺、石峁、石家河等，直接跨過夏代，呈現給我們一個個5000-4000年前，東西南北都有分布和聯系的燦爛輝煌的古文明遺址，這是何等令人高興的事。大家知道，考古界關于國家文明的標準是西方學者提出來的，當時，中國考古尚未開展，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其歸納總結也未必全面。這幾十年來中國的史前晚期考古的一系列發現，足以讓人重新思考文明的新形態和新標準，給國家文明以新的定義。

　　中國近代考古學從理論方法到技術手段都是西方傳入的，直到今天我們仍在不斷吸收外來的新方法、新手段，這些都并不妨礙我們通過吸收、實踐、消化、創新后，形成自己的特色。近百年以來中國的考古發掘都是中國學者獨立完成，其方法、理論、技術思路都獲得了國際同行的高度認可。類似良渚這樣可以成為世界遺產的考古遺址在中國并不少見，如已發現的石峁、陶寺、二里頭、三星堆、海昏侯等等。這些就是中國考古人敢于在良渚申遺中提出中國有5000年文明遺址的底氣和實力。

　　中國考古人經過幾代人的努力追求，有了一大批發現，中國考古學者自身充滿了文化自信，也讓中國人找到許多文化自信的根源。（作者為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